闭关锁国从来不是被迫的，而是制度性的自主选择
闭关锁国从来不是被迫的，而是制度性的自主选择
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
历史只是谈资，无人吸取教训。
关于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社会，有着太多错误的说法。当前人们的普遍认知是：这时的中国是一个闭关锁国的社会，没有人对外界有所了解，也没有人生活在海外，整个国家都处于极端的信息匮乏之中。
但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沿海社会并非如此封闭。人们忽视了当时已经有数百万华人分布在东南亚地区，他们与中国内陆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系。沿海的人们对海外世界和西方人并不陌生，也知道他们的坚船利炮有多么先进。
就算是清政府的地方官员，也并非全然无知。历任两广总督和位于广州的海关监督对西洋世界都有所了解，与洋人打交道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在嘉庆七年至十四年（1802—1809）之间的澳门危机期间林则徐为什么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广东各级官员也见识了英国人强大的军事实力。在同时段的南方海盗潮时期，广东官员也尝试着与西方人联合去解决海盗问题。
在他们的意识中，已经知道自己的军事实力是不如西方国家甚至海盗的。对于西洋的先进武器，这些官员也大都有所认知。可以说，以两广总督为代表的官员们的消息并不算闭塞。林则徐也绝非“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许多官员，如吉庆、百龄等人都曾经主动与西洋人打交道，去了解他们，他们的和平姿态甚至比林则徐的咄咄逼人更可取。
在中国民间，也有着一个以行商为代表的与洋人做生意的阶层，他们会说西语，对海外的产品和技术更加推崇，对西洋贸易规则也越来越熟稔。
因此，海外的华人、国内与海外有联系的沿海居民、国内沿海地区的官员和商人，他们都拥有丰富的西洋信息，这让那种认为中国在道光二十年（1840）时是铁板一块的无知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可是，我们又无法否认，虽然已经存在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群体，但在国家层面上，中国仍显得如此无知。这是为什么呢？
这就要从明清的封建集权制度说起。这个制度的最核心任务是保证社会稳定，并以一人为中心来格式化整个社会。
虽然有大量沿海地区的华人身处海外，但他们在皇帝的眼里并不是有益的阶层，而是不肖的臣民。皇帝对他们不仅不帮助，而且首先想到的是打击，甚至杀害。对那些身在海外的人，皇帝也想方设法地把他们与国内的亲戚隔离开，避免“有害的”（却往往是真实的）信息传入国内影响稳定。因此，海外华人虽多，但他们对国内的影响几近于零。
沿海的官员虽然也知道真相，但他们如果说出真相，不仅不会得到表彰，反而有可能在错综复杂的官场斗争中被清算，于是他们选择将有效信息过滤掉，只说皇帝喜欢的、抓不住把柄的话。最终，皇帝无法从官员处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信息。
沿海的商人阶层更了解西洋世界，青睐西洋产品，甚至采取西洋式的生活方式。但他们在帝国的链条末端，只能扮演帮助帝国榨取洋人财富的角色。
我们通常认为以十三行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富裕的寻租阶层，却不知道，他们为了完成帝国的任务，大都被压弯了腰，且大规模地破产，有的甚至赔上了性命都无法满足皇帝的榨取。帝国甚至长时间无法凑够足够的行商与外国人做生意。长期处于这样低下的地位，于是没有商人能够说出真相，也没有人敢提意见。
所以，道光二十年（1840）之前的实质是：不是没有人知道真相，特别是19世纪之后，帝国的军事实力之孱弱，在沿海的精英阶层中已经是共识了，但这真相在集权制度之下却无法传递给皇帝，供他决策。也就是说，皇帝预设了立场（华夷秩序），只有符合这个立场的信息才能回馈给他，而当这个立场已经与真实世界严重不符时，哪怕全国人民都知道了真相，皇帝的决策也依然不会改变。
但我们也不能由此苛责皇帝（具体来说，是当时的道光皇帝），因为在封闭环境中接受教育和长大的人，是学不会开放思维，也不会接受新知识的。大权在握的皇帝所接收的信息就足以支撑他决策的正确性——最终的问题在于封建集权式制度而不是个人。
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集权制度与英国制度做个对比，来说明信息收集方面的差别。在大英帝国时期，整个决策阶层对任何有效信息都是渴求的，任何一位前往世界各地的探险家或者旅行者，任何一位活跃在世界贸易体系中的商人，他们获取的信息几乎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传回国内，让每一个政治家都在充分开放和透明的信息流中做出最有利的判断。
正是解决了整个社会的信息沟通问题，使得这个海岛小国越发强大。而在中国，皇帝管制信息的行为最终伤害最大的就是皇帝本人，因为他完全被自己制造的预设立场封闭了。但不幸的是，整个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这个完全被封闭起来的皇帝之手。
另一个现代人充满了误解的问题是关于“改革开放”。中国历史上从不缺乏改革时期，也不缺乏开放时期。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人错误地将改革与历史上的变法对应起来。虽然“改革”与“变法”在字面上接近，在内容上却是南辕北辙的。改革的核心在于放松管制、减少干预，目的是赋予民间经济更多自由；而历史上的变法（如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汉武帝变法、唐朝的两税法、明朝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却大都以收紧权力、加强干预、增加财政为目的。因此，几乎所有的变法都产生了挤出民间财富、达到普遍贫穷的结果。
古代历史上真正的改革时期，对应的是以汉朝的文景之治为代表的休养生息的时期，几乎在每个朝代初期，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宽松时期，减少权力的任性、强化民间的自治，从而达到经济快速发展的目的。
而在中国古代，大的开放时期也至少出现过四次，分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对佛教和西域知识的大量引入，唐宋时期所代表的开放精神和面向海洋，元代的世界思维，以及明末的西学运动。这四次的开放并不比现代这一次弱。
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困扰了两千年的问题是：不管一个时代采取了多少改革和开放的措施，但到最后，集权主义所产生的稳定需求闭关锁国从来不是被迫的，而是制度性的自主选择，最后都会导致权力重归闭塞，将之前的所有成果尽数推翻。
以本书所描写的时段为例，当人们谈论起晚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闭锁政策恰好是从明末的大开放逐渐演化来的。
明末的大开放时期曾经充满了希望，本书也详细地追寻了当时所取得的成就：在世界史上，任何一个文明在发展到高峰之前，往往会有一次大规模的知识引进，将其他文明的先进知识引入本土文明，而引入的方式，就是一次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不管是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都能看到明显的大翻译运动的痕迹。而在明末也有这样一次大翻译运动，也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两次大翻译运动之一（另一次是佛教翻译运动）。这次运动中，人们几乎将西方科学所有的学科都翻译成中文并引入国内，这既包括几何、算术、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也包括信仰和哲学。在当时，西方科学从发现到引入中国的时间差往往只有几年到十几年，在只能依靠航海沟通的时代里，这样的时间差已经是奇迹。
徐光启（1562-1633），字子先，号玄扈，谥文定，上海人，万历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1603年，入天主教，师从利玛窦学习西方的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勤奋著述，是介绍和吸收欧洲科学技术的积极推动者。
在明末，还有一群高官显贵愿意睁开眼睛看世界。当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徐光启、李之藻、瞿太素等人迅速将他们介绍到中国的智识阶层当中，形成了一次西学运动。这些代表人物既有内阁的首辅、次辅，也有地方上的乡绅阶层，甚至包括宫廷内的皇室成员和太监。
这些人大部分并不是为了宗教而与传教士接触，而是带着明确的学习和实用主义态度，他们看到了西方科学的先进性林则徐为什么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也意识到这些知识可以为我所用，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他们试图在军事、水利、天文等各个领域，将这些先进的知识与中国古老的体系完成对接。
而在经济层面上，随着隆庆开关的进行，中国和世界的贸易联系也越来越密切。在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拥有世界眼光的对外人才。另外，东南沿海地区以郑芝龙为代表的政治势力也是最能和西方打交道、最懂得在近代规则下博弈的力量。
当明朝变成了南明，郑氏与南明朝廷合作，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充满了贸易精神和开放心态、懂得贸易规则的政权，可惜的是这个政权最终没有维持下去，而是被北方更加保守的政权所取代。
即便到了清朝，中国依然继续享受着这次开放的成果。康熙皇帝是清朝最懂得利用西方科学知识的统治者，虽然现代人谈起他来，总是津津乐道于他的“民族精神”和强大武力，忽略了他与世界的接触。
在康熙时代闭关锁国从来不是被迫的，而是制度性的自主选择，清朝拥有最强大的西洋大炮部队，装配着最先进的西洋式武器，对整个亚洲地区形成了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就连皇帝本人也对西洋的数学、几何、天文学、地理学知识充满了兴趣，不断地找北京的传教士给自己讲解，甚至自己做题巩固知识。他还擅长利用西洋知识来解决工程问题。
在与俄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皇帝的谈判队伍中就有会拉丁语的西洋人士，而与俄国人签订的《尼布楚条约》的正式文本用的竟然是拉丁文。为了获得最科学的地图，他将西洋人士派往全国测量地理，获得了精确的中国全图。
康熙皇帝对西洋事物也很痴迷，他知道西方的药品更能治病，使得宫人也以拥有西洋药材而自豪。他的宫廷里充满了西洋的器具。他本人甚至提倡皇室成员学习西洋语言。
而在贸易上，康熙皇帝在灭亡了郑氏集团后，毅然选择重启海外贸易，建立了比之后的一口通商要先进的四口通商体制。当人们对贸易政策依然有疑虑时，他又出台措施，鼓励海外贸易。当日本决定闭关锁国时，康熙皇帝甚至鼓励中国商人与日本交流。
中国皇帝对西洋知识和西洋物品的利用，在康熙时期达到巅峰。但我们也要看到，清朝对西洋知识的利用，已经与明朝有了重大的区别。
人们普遍认为明清都属于中国封建集权的高峰期，但明朝的官员、文人和社会相对于清朝，依然有更大的独立性。这使得明朝时对西学感兴趣的人群是庞大的，正是他们发展出轰轰烈烈的大翻译运动。而他们的兴趣又通过对政策的影响，使得明朝政治上对西学的接纳程度远高于清朝，这一点正是带给我们希望的地方。
到了清朝，随着密折制度的建立，集权的加强，大臣们已经失去了独立决策的机会，都以当皇帝的奴才为荣。因此，即便是康熙时期，对西学感兴趣的也只有皇帝一人而已，在大臣和社会群体中，我们已经看不到独立思考、接纳西学的人群。
康熙皇帝本人虽然推崇西方传教士的学问，却只是让传教士和西方技术为自己服务，他并不想推广西学，甚至害怕人们在西学的影响下产生抗拒权力的手段和思想。他对西学的态度，是禁止人民学习，只准自己利用。这就锁死了西学，使之无法在全国产生影响，将西学变成了皇帝圈养的金丝雀。他的这种做法在历史上还会一次次重演，那就是统治者只想利用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官营事业，对百姓却充满了警惕，将他们获取先进知识的通道全部堵死。
在清朝，随着开明皇帝的去世林则徐为什么被称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西学的圈养化产生了最坏的结果：当一个对西方知识更加无知、思想上更保守的皇帝上台时，就轻而易举地结束了中国的开放之路。而恰在同时，科学在西方产生了爆炸式的进化。在明朝，西方科学传播到中国的时间差只有几年，但在清朝，任何的新知识都不会再传入中国。中国在皇帝的挟持下彻底扭过了头，再也不学习海外的先进知识了。
